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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兆榮、陳曉峰:香港亟需重啟《公司(企業拯救)條例草案》

5月27日
讀畢需時 5 分鐘

已更新:2天前

今年適逢法律改革委員會於1996 年發表《企業拯救研究報告書》30 周年。儘管歷經多輪諮詢,該報告中的建議至今仍無一獲採納。與此同時,近年來,香港在「營商環境友善司法管轄區」的排名,持續因破產法而受到拖累,尤其是因為香港缺乏一個法定企業拯救機制。


於世界銀行集團的《2025 年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報告》中,香港在辦事效率維度裏仍位居前20名。然而,香港在企業破產制度方面得分遠低於其他司法管轄區,僅為33.42(由0 至100 分;相較之下,新加坡79.58 分,美國75.33 分,英國70.05分)。為維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樞紐的聲譽,改革企業拯救法例,已刻不容緩。


於今年4 月1 日立法會會議,議員陳曉峰質疑《公司(企業拯救)條例草案》遲遲未提交一事,並指出儘管政府在2020年表示擬立法設立法定企業拯救程序(corporate rescue procedure),但至今尚未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法案。


針對陳議員的提問,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回應稱,該建議收到立法會議員、勞工界及中小企的保留意見。財庫局為現狀辯護時,特別強調香港的「協議安排」機制(scheme of arrangement)與國際接軌,且過往曾成功協助處理多宗債務重組個案。


對此,陳曉峰與吳錦華議員(會計界)強調,香港在世界銀行集團的《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報告》中的排名,主要因企業破產評分不佳而大幅下滑。香港評分為33.42 ,不到新加坡、美國、英國等同類司法管轄區的一半,甚至低過希臘(74.24)和加納(45.90)。


鄰近司法管轄區如新加坡等不斷修訂其破產法,以盡可能促進企業救助,惟香港仍依賴零散的普通法機制,及成本高昂且繁瑣的「協議安排」,這已不再是結構性、靈活性的體現,而是無謂的失誤。


香港現行企業拯救法例的不足之處


根據現行法例,《公司條例》第13部載有「協議安排」機制的法律框架,經所需多數債權人批准並獲法院核准的和解方案,將對該公司及所有計劃債權人具約束力。專業人士長期以來一直感嘆,雖「協議安排」並非完全無用,但這是一個成本高昂、程序複雜且結果不確定的程序,需要法院、律師及其他專業人士的大量參與。


更重要的是,「協議安排」沒有提供自動暫止期(automatic moratorium)予陷入困境的公司。這意味着個別的小額債權人可以利用清盤呈請作為施壓手段,迫使公司立即還款,從而實際上將整個企業重組過程置於「人質」狀態,並將本可挽救的企業推向過早清盤境地。


擬議法定企業拯救程序的優勢


2018至2020年間草擬的《公司(企業拯救)條例草案》最新版本,將促成制定一部專門處理企業拯救事宜的獨立條例。該條例草案相較於「協議安排」機制,具明顯優勢。


法定企業拯救程序設有自動暫止期,讓尚有挽救可能的公司得以擬定重整計劃,以保障包括債權人及員工在內的利害關係人之權益。債權人將得到公平對待,而非取決於誰的態度更強硬。僱員所得到的保障,將比現行清盤法例提供的更為完善。


與現行「協議安排」的規定相比,該條例草案亦就取得重整計劃批准的程序,訂定更簡化且更快捷的流程。一套法定企業拯救機制,可將速度與效率發揮至最大。


此外,亦應注意法定企業拯救機制並非旨在取代「協議安排」;它只是企業拯救與重組工具箱中的一個額外工具。若有人認為「協議安排」更適合其陷入困境的公司,仍可繼續採用該機制。因此,正如財庫局指出,僅因「協議安排」似乎對某些公司奏效,便以此作為不制定法定企業拯救機制的理由,是站不住腳的。


僱員可得到更完善保障


據財庫局表示,勞工界對2020年條例草案的主要關注,在於僱員的應得權益可能會受到延誤,以及獲委任監督和執行企業拯救程序的臨時監管人,於制訂重整計劃時可能不會顧及僱員優先權益。誠然,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。


根據2020年條例草案,公司於臨時監管開始時尚欠僱員的未支付應得款項,將在臨時監管期間及自願安排期間(如獲批准並實施)分3個階段支付。若未能依照分期付款時間表向任何僱員支付分期款項,該僱員將不再受暫緩令約束,並可向法院申請清盤該公司,從而觸發破產欠薪保障基金(PWIF)發放特惠款項。


就僱員保障而言,擬議條例草案相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規定,更為完善。事實上,跟現行由 PWIF制度所規定的安排相比,該條例草案能夠讓僱員得到更迅速補償。舉例而言,第一階段的未付薪金支付期限,為臨時監管開始起計的30個曆日,這比向PWIF提出申請的支付時間要快得多。


遠比「協議安排」更適合中小企


若獲通過,香港法律將比全球多數制度更有利於僱員。舉例來說,在澳洲的自願管理程序中,並無針對開始臨時監管前債務的分期支付規定,且除非公司進入全面清盤程序,否則僱員無法動用政府保障基金;而香港的做法則是採用一套「互惠互利」時間表,旨在確保勞工的處境不會比清盤時更差(事實上甚至會好得多)。


中小企的代表表示擔憂,由於立法提案中的企業拯救程序相對複雜,且可能涉及高昂的專業費用,因此恐怕只有少數大型企業會採用該程序。然而,由於企業拯救程序主要屬庭外程序,其時間與成本效益,實際上使其遠比「協議安排」更適合中小企——後者素以複雜著稱,且不適合規模較小的企業。


部分中小企亦擔心,缺乏專業的重組知識,會限制其運用臨時監管的空間。雖然破產從業人員和法律顧問必須了解法規細節,惟企業主毋須具備專業法律知識,即可啟動或運用企業拯救程序。企業拯救程序的成本,最終將由市場決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儘管企業拯救程序為債務重組提供了額外途徑(而非取代現有途徑),其成本將低得多,因為它允許集體處理債權人,且涉及的法庭程序也少得多。


不應忽視改革需求


在全球金融與商業的競爭格局中,一個司法管轄區的實力,不僅取決於其促進新公司成立的效率,更取決於其處理企業困境的效率。正如世界銀行集團《2025年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報告》排名所突顯的,現行企業拯救機制尚有不足。


儘管該條例草案引發了一些憂慮和批評,惟這些問題本可克服,故改革的需求不應被忽視。長達30年的延宕,使政府形象大打折扣,世界銀行《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報告》正是如此指出。為挽回香港作為高效且營商環境友善的國際金融樞紐之聲譽,特區政府應盡快重啟《公司(企業拯救)條例草案》。



新聞來源:

明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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