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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《證據條例》(第8章)

7月14日
讀畢需時 6 分鐘

已更新:10月12日

陳曉峰議員:多謝主席。我想請問,如果在修例之後,有一宗案件是全靠傳聞證據入罪,原因是正如剛才slide 16所提及的,找不到該證人,即以reasonable steps找不到證人,亦即是剛才所提及的step 4。最後,被告被convicted,然後他上訴,或者他未能在14日、28日內上訴。但有一天,那位證人出現了。此情況會否影響到公義?在appeal hearing中應該將之當作fresh evidence看待,還是應該怎樣處理?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。


第二個問題是,在此刻先說說大方向,是嗎?slide 16提到reasonably practicable,但未必有一個很detailed的定義,我們應該怎樣作出平衡?或者有沒有甚麼方法讓大家更了解法院

將來應該怎樣作出考慮?


除此之外,我還有數條簡單問題,如果有時間的話。文件第32段提到,新的制度或會對法庭的工作量帶來影響,我想請問當局有沒有作出初步評估,新的制度會怎樣影響法院及法庭的資源及聆訊的時間?暫時先問這麼多,謝謝。



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:多謝主席,多謝陳議員的數個問題。或 許我先就第二、第三個問題回應。第一個問題牽涉刑事程序中 訴訟的可能性,我稍後會請我們的刑事檢控科萬副專員作重 點回應。


不過,就陳議員的第一個問題,我也想簡單回應一下。雖 然我十分明白陳議員第一個問題所想問的情境,是指在那情 況下,似乎主要是靠一個傳聞證據來達至定罪。我了解陳議員 的意思是,在審訊的過程中,似乎法庭認為:第一,可以接納 相關傳聞證據;第二,雖然我剛才介紹了最後的把關,即豁除 的機制,我相信陳議員的意思是,即使有此機制,法庭最終也 認為可以繼續根據傳聞證據判斷被告是否有罪。我想陳議員 所舉的例子是這樣,然後才會去到上訴階段。但是,關於第一 個問題,在讓我的同事憑其刑事檢控經驗回應之前,我也希望 就本《條例草案》的政策考慮作出少許解釋。


陳議員考慮的情境,我們也有小心考慮過。當然,我們現 時不能夠在這裏完全排除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,但我們認 為,尤其是我剛才也花了不少時間作出解說,各位議員,包括 主席,亦很耐心地讓我解釋在《條例草案》的設計中,特 別是法庭最後把關的豁除權力,我們都有考慮這是否可以有 效地、符合公義原則地處理到陳議員所關注的可能性的發生。 當然,我不能夠在這裏說這種情況發生的機會率有多高。我們 了解這種情況在道理上可能會發生(計時器響起),但正正因為 我們設計了最後把關的機制,我們認為這個機制絕對容許辯 方在這種情況下,根據我剛才向各位議員解釋的設計,令辯 方、被告方在那個階段仍然有機會向法庭提出考慮剔除傳聞 證據,尤其是如果傳聞證據對被告十分不利的情況。我理解陳 議員的例子似乎是主要靠傳聞證據來入罪,這明顯是對控方 而言十分重要的證據。案件主要靠傳聞證據來定罪,我相信辯 方會充分掌握機會,向法庭提出申請。


大家如果有留意,正如我剛才提出,法庭必須考慮 6個 因素,尤其是最後一個因素,我也花了頗長時間介紹。我們明 確地明文規定,法庭必須尤其考慮被告或辯方並沒有機會作出盤問的情況,這是明確地要求法庭必須考慮並作出一個判 斷。再加上陳議員的例子中,控方的主要證據就是這個傳聞證 據,我們相信法庭將來一定會很小心地作出一個判斷。而在這 種情況下,如果再回到陳議員的例子討論下去,法庭在審訊後 仍然覺得有足夠證據判斷被告人是否有罪。我認為日後當然 仍有上訴機會,至於上訴一般怎樣處理,稍後我可以請我的同 事補充。以下我先簡單回應陳議員的其他問題。


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投影片第16頁,我了解陳議員的關注。 這裏提到的應該是第三項條件,即not reasonably practicable, 指陳述者不在香港,不能夠在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下,確保陳 述者親自出庭,或者以另一個合乎規定的方式安排其接受查 問。


那麼,何謂合理切實可行,又何謂不能合理切實可行?容 許我簡單解釋。我們就此方面經過考慮,並審慎採納了法改會 的建議。第三項條件採用的是一個客觀準則。


首先,這並不是指陳述者。由於第三項條件是指陳述者不 在香港的情況,如果陳述者只是覺得不方便、不願意返回香 港,或者在當地需要前往另一個地方才能使用 live television(即遙距作證系統 ),而他因此覺得不方便而拒絕配 合,並不代表已符合這項條件。


就 這項條件的要求而言,首先必須採用客觀標準。申請 一方,例如控方,根據條例的設計,必須符合一個很高的標準, 即排除一切合理疑點的標準。換言之,控方必須證明在有關情 況下,不能夠在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安排陳述者,無論是親 身來香港作證,還是在當地透過遙距作證系統作證,並須證明 因甚麼原因並不能合理切實可行地作出有關安排。


在 這方面,我們亦曾小心考慮並掌握其他地方、國家的 案例,尤其是主要參考新西蘭的案例,英國方面亦有類似的 案例。這些案例均清楚顯示,有關要求採用的是一個較為客觀 和合理的標準,並不是如此簡單,如我剛才所說,只因陳述者 覺得不方便、不願意配合,又或者申請一方,尤其是控方,未有 盡最大的努力去作出安排,只是採取一些表面的步驟後便提 出申請。我們相信,這項要求並不是如此容易便可以滿足的。


最後,我理解陳議員的第三個問題,就是我們提交予立法 會的文件中提到,當新機制生效後,可能會涉及一些額外開支,尤其是處理這新機制所需的法庭開支。對此,我們會關注 和留意。我們會在法例生效後小心加以考慮。如有需要,我們 會與司法機構跟進及檢討。若有這需要,尤其是司法機構認為 需要增加相關資源以支持有關需要,政府一定會透過既定機 制,配合司法機構以滿足有關需要。我們估計初期會小心觀察 使用新機制的案件數量,從而評估該方面的實際需要。


或許我請我的同事萬副專員補充一下。



主席:好的。萬副專員。



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 (III) : 剛才陳議員的問題是,當 appeal(上訴)時,出現新的情況或者新的證據,譬如陳議員的 例子是有關證人在審訊時未能找到的,或被以為死了或unfit。 現在情況有所不同了。



陳曉峰議員:或者在剛才的例子中,小朋友因精神上有問題, 無法作出口供,之後又康復了。請繼續。



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 (III):我認為現在很難就此說我們有 一個定案,即很rigid地說appeal(上訴)一定可以成功,或者不 成功。就每一件案件,我們一定會看原本案件中所牽涉的事實 如何。譬如我們要考慮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,如果進行上訴 時,傳聞證據所牽涉的分量是甚麼?如果其分量很重,正如議 員剛才所說,是100%依賴傳聞證據,那麼當時就傳聞證據所 作的判斷,再加上現在於上訴時取得的證據,會否影響原來的 決定?這些全部都是考慮因素。


簡單舉一個例子,有關傳聞證據在該宗案件中根本不是那 麼重要,只屬其中一項circumstantial evidence,或者其中一項 環境證據;又或者相對而言,並非最重要的證據,而另有證人 曾目睹案發時的情況。相對而言,無論有關傳聞證據存在與 否,上訴庭在作出judgment時,也要考慮該項傳聞證據是否如 此重要。如果有關傳聞證據並非那麼重要,我們現在可以很容 易地說,上訴若只是依賴剛才所述的論據,便未必能夠成功。 因此,這方面需要按case by case的方式處理,而我們必須考 慮有關傳聞證據的重要性及分量如何。


當然,還有另一個問題,就是剛才議員提到的新增證據問 題。新增證據方面,現時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亦有 provision( 條 文 ) , 清楚訂明如要提出新增證據 , 必須 fulfill(符合)一些條件。譬如有關證據在原審時根本無法找到, 至少以 reasonably(合理地 )而言,擬依賴該證據的一方 (party) 確實無法找到有關證據;但如果情況並非如此,而只是未盡全 力尋覓而已,這亦會是其中一項考慮因素,即法庭在決定是否 批准於上訴階段將這些新證據提交,供上訴庭考慮時所需考 慮的因素。這些都是相關的決定因素。


如果我們現在很 broad brush地說某項證據一定可以使用 或不可以使用,事實上並不恰當。畢竟我們暫時沒有一宗真實 的案件作具體案情的考慮,因此很難概括地提供一個 answer(答案)。



會議:《2026年證據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會議

會議日期:202607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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